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关系国计民生的医药产业，其核心竞争力是新药研发。那么，在新药研发的漫长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呢？

 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副校长黄爱龙直言，新药研发存在“哑铃”瓶颈，亟待打破。“新药研发涉及多学科合作、多单位协同参与，是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的产业。”黄爱龙说，新药研发一般可以分为前期研究（药物靶点确认、先导化合物确定）、中期研究（构效关系研究与活性化合物筛选、候选药物的选定）、临床前研究（化学合成与质量控制、药代动力学研究、安全性药理研究、毒理学研究、制剂开发）、临床研究（I、II、III期临床试验）、新药申请批准上市等阶段。

 黄爱龙说，我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了大量的优秀科研人才及相应的仪器设备，往往致力于药物靶点确认、先导化合物确定等前期阶段研究。

 “他们的研究通常是申报科研课题，指导研究生等开展新药研发的前期阶段研究，多数以发表文章和项目结题为目标，较少考虑中后期的研发，以致前期研究成果没有得到有效转化，纳税人的钱未能转化为治病救人的药物。”黄爱龙说。

 与之对应的是，我国医药企业研发创新能力普遍比较薄弱，热衷于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等后期研究和产业化。

 黄爱龙说，新药研发中，往往是国家大量财政投入仅体现为以论文形式的基础研究成果，医药企业缺乏新药开发所必需的中期研究基础。先导分子优化、构效关系研究与活性化合物筛选、候选药物的选定这个中间阶段，政府和企业都不愿投资，形成“哑铃”瓶颈，阻碍了药物研发管线的畅通。

 黄爱龙为此呼吁，合理统筹规划药物研发管线的制度设计，建议财政资金加大新药研发的前期投入，中期主要由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医药企业主导药物研发后期投入，疏通现行的新药研发面临的“哑铃“瓶颈。同时出台研发投资抵扣所得税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引导医药企业等社会资本参与前期研究、奠定接力主导新药中后期研发的基础。

 他同时建议，国家和地方财政应加大新药研发初期的资助，细化专利技术的评估和产权分配制度，鼓励研发人员与引导基金或社会资本等合作，推动新药的中期阶段研发，为医药企业接手后期研发和产业化奠定基础。应鼓励各级政府与有关金融、投资机构、医药企业等社会资本合作成立新药研发引导基金，用于支持新药的中后期研发，打通新药研发管线。